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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得了諾貝爾獎！

第1章 到斯德哥爾摩領獎去
盛大莊嚴的頒獎典禮就要開始
見多識廣、處變不驚的瑞典人
風光領獎之後
你被提名諾貝爾獎了？！
瑞典這個國家
桂冠光環的責任

第2章 你必須了解的科學研究生活
科學家的生活和你想的不一樣
科學研究不是單打獨鬥
要在哪一國讀博士、做研究？
實驗結果或想法，要經過充分討論
論文怎麼寫、排名有玄機
率先發表論文，升遷、經費才能無憂
科學家的生涯規劃
搞科學賺得了錢嗎？
科學造假事件：蓄意造假，必定身敗名裂
研究計畫可以聯手來做
出身好家庭，進了好學校才能得獎？
不用迷信明星大學

第3章 你必須知道科學怎樣進展（以免疫學為例）
從我熟悉的免疫學領域開講
天花已經絕跡，小兒麻痺仍難根除
B細胞的抗體讓疫苗發揮作用
T細胞負責執行免疫監控
抗體研究的諾貝爾獎名人堂
從諾貝爾獎追溯細胞免疫研究的歷程
辛克納吉與我的得獎研究
免疫學過去的貢獻與未來的走向

第4章 你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
高掛試管後，我要以影響力奉獻社會
用諾貝爾光環，榮耀我的根源
科學家注意：與媒體溝通，技巧永遠學不完！
認清政治人物，不隨之起舞
不計個人利害，為公眾利益發聲
我的專長不在文筆口舌，但我有知識份子的良心

第5章 你必須清楚贊助經費哪裡來
毫無疑問，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
歐、亞、澳，誰是下個科學盟主？
發展科學，開明政策與豐富金援缺一不可
跨國合作是未來趨勢
研究經費怎麼拿，又要如何分配？
如果有錢大家分，主導人很重要
不民主社會下的科學發展
科學家早已放棄生物武器研發
引入強力外援，改變弱國研究環境
營利機構也來贊助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也有南北之分
往自己國家最有利的方向走

第6章 你必須認識的象牙塔外的世界
文學易懂，科學難接近
現代科學是年輕的學門
寓教於樂是認識科學的好方法
科學家也必須是好的溝通家
扭轉大眾錯誤觀念，是科學家的責任
讓科學更深入政策和公眾意識中

第7章 科學事業和宗教信仰衝突嗎？
科學家也可以有宗教信仰
宗教基本教義派才是問題
宗教並不真的反科學
基督教以外的世界
科學與宗教的對話？

第8章 得獎之後，下一步該怎麼走？
說到預測未來，科學家沒有比較厲害
遺傳學帶來新希望
結構生物學開啟藥物設計的新世界
抗癌藥物將有重大進展
防治流感與愛滋病仍是場硬仗
往海洋與植物去尋找解藥
複雜問題是二十一世紀科學的最大挑戰
人腦的問題永遠神祕難解
各學門之間會更緊密合作

總 結 贏得諾貝爾獎的18個撇步

推薦閱讀
諾貝爾獎得主及其得獎貢獻（僅列出書中出現的得主）

自序
恭喜你得了諾貝爾獎！
杜赫堤

　　我們還住在田納西州的曼菲斯時，某個涼爽10月天的清晨四點二十分，電話鈴突然響起。我太太潘妮接起電話，心想可能是遠在澳洲的年邁父母出問題了。但是話筒傳來的不是澳洲腔。一聽到對方說：「我是諾貝爾基金會的林格茲......」潘妮就把話筒轉給我說：「你的電話。」

　　遠在瑞典那端的林格茲告訴我，我將與瑞士籍的友人兼同事辛克納吉（Rolf M. Zinkernagel, 1944-），共同獲得1996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獎原因是我倆在二十多年前得到的一項發現。他也警告我說，只能給我們十分鐘通知家人，之後他就要對外公布得獎名單了。同時他還很輕描淡寫的補上一句，我們家的電話線將會變得很忙碌。就我記憶所及，當時我們真是有點兒呆住了。

　　我早就曉得自己有可能得到諾貝爾獎，不過這類謠言傳了好幾年，一直到不久之前我都不太在意。得獎的前一年，辛克納吉和我共同獲得拉斯卡基礎科學獎，那是美國的一項科學大獎，通常是未來諾貝爾獎的風向球。有些同事甚至賭我有百分之三十的機率會去斯德哥爾摩，但我沒有太興奮。一方面是自我防衛心理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深信，來自澳洲鄉下的男孩不可能贏得諾貝爾獎。

　　然而就在那天早晨，再也沒有什麼好懷疑的了。掛上那通電話後不到十五分鐘，我們果然接到了一堆來電，包括來自路透社、比利時，甚至哥倫比亞波哥大的談話性節目以及《雪梨晨鋒報》等等。通話紀錄顯示，我們在清晨4:27打出一通電話，接下來直到5:32才又打出了另一通電話。這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的週一早晨。事實上，我們往後的生活再也沒有回歸正常。

鄉下孩子意想不到的人生

　　當然，每個人對「正常」的定義不同。從小生長在亞熱帶城市布里斯本的我，可能根本就不會把在各大洲跑來跑去，多半時間都泡在實驗室的科學生涯，視為正常。二十世紀中葉，我在昆士蘭度過的童年相當平靜，沒有什麼知性活動。對於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我所知不多，而且也沒有太多資訊可取得。現在回頭看，那種生活真的不像能把人送進高層次的科學發現行列。

　　我生長在奧克斯利郊外的勞工階級社區，當地中小學生有半數在念完八年級之後就離校，到當地的「培根工廠」（也就是豬隻屠宰場），或水泥工廠、造磚廠做工，要不就當學徒。我雖然是滿聰明的小孩，卻感覺學校歲月很漫長；老覺得無聊，也表現不佳。更糟的是，我天生瘦弱，運動協調不佳，而且幾乎比班上所有人都小了足足一歲。不管怎麼努力，在任何競技運動中，只要有我加入的那一隊，就會遭我拖累。

　　十三歲進高中後，情況終於改善許多。那是一所全新的高中，剛剛成立，因此沒有舊生立下的規矩，沒有了不起的圖書館，也沒有學生社團。但是有一群大學畢業的老師，致力獻身於國民教育，是他們解救了我。我進入升學班，打下扎實的物理、化學與數學基礎，同時也培養出對歷史、經典名著以及英文劇作的愛好。我第一次接觸外國文化，就是在高中的法文課。雖然現在我的法文說得零零落落，閱讀能力也不太好，但能浸淫在法國歷史與文化中，令人大開眼界。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我當選了法國醫學科學院（French Academy of Medicine）的海外院士，為此我深以為榮。

　　再回來談談當年的布里斯本，它是相當孤立的偏遠小鎮，位在一個幾乎沒有人會注意的國家裡。我年輕時候對世界的了解多半來自電影和閱讀──不過，我的歷史課本裡對美國的描述只有一小章，名稱是「英王喬治三世以及美洲殖民地的喪失」。因此，我對美國歷史觀既是以英國觀點出發，一方面也受到約翰．韋恩的影響。這種情況一直沒變，1956年，也就是我上大學的前一年，澳洲開始有電視，但只是提供了更多西部片以及澳洲的運動節目。電視並沒有讓我們更了解我們的近鄰：我們對於亞洲這個北邊的鄰居所知不多，僅局限在各國在二次大戰以及歐洲殖民時的經歷。

　　我的未來以及可能要走的路，跟我的家庭背景沒什麼相干。我的父母雙雙在十五歲時輟學，和許多與他們同齡的人一樣，只受過有限的正規教育，能說文法正確的英文，也能寫出通順的信。我母親繼續學習成為鋼琴老師，因此家裡充滿了德布西、蕭邦及莫札特的樂聲。我父親曾經受過好幾種在職訓練，他剛開始是電話技工，後來成為電話公司的管理階層。他非常勤於閱讀，幾乎什麼書都讀。然而，他們還是不了解高等教育。

　　事實上，我們那個地方除了醫生和牙醫之外，鮮少有人拿過大學文憑；也沒有什麼人可以提供職業生涯的建議。奧克斯利有一堆裝著護牆板、架高的屋子，瀰漫一股半城市、半鄉下的調調，是布里斯本周邊諸多「搖搖欲墜的小鎮」之一。

　　我有兩位朋友住在鄰近較富裕的市郊，他們的父親都是專業人士，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去向他們父親討教前程與教育問題。另外，我還有一個大我十三歲的堂兄雷夫（Ralph Doherty），他住在這個幅員廣大的城市的另一端，人非常聰明，課業成績傲人。他是我們家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以極為傑出的成績自昆士蘭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來從事熱帶公共衛生及傳染病研究，而當時正要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我模模糊糊知道一些關於他的事蹟，但是不記得曾經和他認真討論過科學議題。此外，大家也公認雷夫實在太聰明了，是沒有人學得來的。

　　進入高中後，我對於將來想做什麼，沒什麼清楚的概念，我確實考慮過一個可能性，就是去布里斯本的當地報社《信使郵報》擔任實習記者。

　　我非常喜歡看書。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的作品，讓我接觸到理性的年代。同時，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說，像是《迦薩盲人》和《針鋒相對》，把他那個時代（1920及1930年代）的科學議題，寫入他所處的英國上流社會裡各色人物的生活中，也讓我接觸到另一種文化：尋求啟發以及講求證據的科學研究世界。

　　譬如說，赫胥黎運用當時的發生生物學思維，鋪陳出一些情節，來探討激情與心靈生活之間的張力。十六、七歲的孩子，怎會對激情不感興趣？

　　我在學校沒念過生物學，但卻覺得從事某些生物學領域的研究，似乎很有意思（我懷疑，男孩沒能上生物學，和現在宗教界保守派人士反對性教育的理由一樣）。要怎樣才能踏上這條路？我不想讀醫，因為就我當時的認知，大部分的醫生一輩子都要跟病人或是神經質的人打交道。那種生活在我看來沒多大意思。

受美女召喚一腳踏入獸醫學

　　參加昆士蘭大學獸醫學系所舉辦的「開放參觀日」，改變了我的一生。當時昆士蘭大學是紐澳地區唯二兩家有獸醫系的學校。一看到胚胎學、解剖學和病理學的展示，再看到看顧展示攤的那名懶洋洋、不停抽菸、年輕又性感的實驗室女技術員，我的興致馬上就來了。在那個炎熱的布里斯本夏日，她除了一件白色實驗袍之外，顯然沒穿太多其他衣物。這名「熟女」（她那時起碼有二十二歲了）一點都不像電影裡，緊裹著白袍的科學怪人博士。

　　即便是四周陳列著生病的器官，以及瀰漫在空氣中的熱臘與福馬林怪味，都很令人興奮。這些和我十六年生命裡接觸過的東西，完全不一樣。它看起來很真實，而且最重要的是，看起來很有趣，而且行得通。從那時候起，我就迷上了病理學。

　　病理學顯然很能讓青少年興奮。那些陰森森的電視影集裡，充滿了浮屍、切骨頭的電鋸，以及成天披著白色塑膠罩袍、忙著將組織切割成小塊裝進瓶子裡的頑固主角，常常讓青少年看了之後便立志研讀法醫學。即使到現在，我還保有當年對疾病和死亡的著迷：沒錯，許多富有創意的研究科學家始終像長不大的青少年。「疾病偵探」遊戲能夠不斷帶來驚喜，而且一點都不無聊。

　　醫學、牙醫學和獸醫學在美國都是學士後課程，但是澳洲學制和英國一樣（至少當時如此），高中畢業就可以攻讀這類專業科系。要是我能先進入美國四年制大學的文學院，現在我可能更有學問，而且還會變成歷史學家。即使後來我成為科學家，還是習慣從歷史角度去從頭解釋起，而且我對歷史和政治的著迷，始終不減。

我不想只醫小動物，我要用所學幫助更多國家

　　我十七歲進入獸醫系，五年後，在1962年12月的一個炎炎夏日畢業。又過了整整三十四年後，也就是1996年12月，發覺自己竟然來到蕭瑟寒冷的斯德哥爾摩，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諾貝爾獎。

　　是什麼將我從少不更事的獸醫系學生，帶向免疫學，帶向這種尋求發現的科學，而且這發現的結果偶爾還會讓人得獎」？想當年，我和其他同學並沒有太多差別，但其中有一項差別在於，打從一開始，我就立志要當研究科學家。我心中的利他主義思想令我相信，改善家畜、家禽的健康，對開發中國家太重要了，值得投入。因此我畢業後，沒有走臨床獸醫，而是去研究牛、豬、雞、羊的傳染病，先是在昆士蘭，後來又到蘇格蘭並在那兒完成博士論文，主題是由蜱所媒介的羊隻病毒性腦炎跳躍病。

　　完成愛丁堡的研究後，我的長程目標是進入墨爾本的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擔任獸醫研究員，那是大型的國家級應用科學研究機構。但是我得先前往坎培拉澳洲國家大學的約翰柯廷醫學研究院（John Curtin School of Medical Research）學習細胞免疫，才能更了解宿主對病毒的反應，而當時我原以為這安排只是暫時性的。

　　於是，1972年我開始在實驗室小鼠身上從事病毒感染實驗，而且生平首次接觸到有活力、以追求知識為導向的基礎醫學研究環境。我的科學之旅接下來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稍後會詳述。但不用說，從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返回獸醫學的世界了。

　　此後我分別在美國和澳洲做過研究，但是讓我贏得諾貝爾獎的發現，是在坎培拉完成的，而其中的知識架構是辛克納吉和我，在1973到1975年間，為了解釋之前那些結果所發展出來的。不出幾年，我們都成為免疫學界公認的重要人物，也一直保持這種地位。

　　當然，獲得諾貝爾獎後，名利又給推到截然不同的層次。剛開始，全球媒體的強烈關注，在瑞典頒獎那週後沒多久就消失了，但是現在我明白，我們受到的肯定，持續的時間遠比媒體熱長得多，事實上，這份肯定持續了一輩子。「諾貝爾獎得主」是終生的職銜。當然，名聲的持久，跟獎項的地位與得主本身的成就都息息相關。

　　當年那個心思單純的奧克利斯男孩，要是能偷窺一眼水晶球，看到自己多年後在斯德哥爾摩，從大飯店窗口眺望對面的瑞典皇宮，不知會做何感想？要是有人預先告訴他，未來他將擁有享譽國際的事業，並獲頒全世界最尊榮的大獎，又會怎樣？我其實不確定當時的我是否聽過諾貝爾獎，是否知道有哪些澳洲同胞得過這個獎。贏得諾貝爾獎並不是我立定的志向，而且就我來說，實在是很不可能的結果。怎麼會是我呢？

　　對於這個獎項，我個人的看法和許多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一樣：我受到肯定，是因為我做出了突破性的發現，能改變盛行的觀點，也就是造成哲學家孔恩所謂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我們做了一些滿簡單的實驗，然後對結果提出當時算是革命性的詮釋。隨後，許多傑出科學家利用其他領域的先進科技，解釋我們的發現以及接續而來的新發現。他們的故事，精采程度絕對不輸給我們的故事，而且所有人也都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包括人事、地點、機會以及知性環境。真正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雖少，但凡是在最前線發現及解決問題的人，全都屬於這項傳統，不論他們是科學家、作家，還是致力世界和平的人。